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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周期性失业,就是完成了就业目标”

2014-4-17 2:06:00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4月16日介绍,一季度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300万,比去年同期继续增加。一季度外出打工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同比增加了288万人,增长1.7%。

  盛来运还介绍称,2013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在2012年继续减少的基础上又减少了244万人。

  虽然同样没有公布中国调查失业率数据,但他称,“国家统计局调查失业率的数据,总体是稳定的。”

  此前,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上,李克强讲话称,“无论经济增速比7.5%高一点,或低一点,只要能够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不出现较大波动,都属于在合理区间。”但对于什么样的情况属于“比较充分的就业”,外界有不同解读。

  如何看待一季度的就业数据?如何解读“比较充分的就业”?为何GDP放缓,但就业却似乎保持持续向好的局面?在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同时,调整生育政策,并试图推出延迟退休等措施以缓解适龄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其效果会如何?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辩证“失业率”

  《21世纪》:4月16日,统计局发布数据,调查失业率没有公布,农民工增长了1.7%,总的劳动力增长了300万左右,基本的判断是GDP掉了1%左右,但就业形势还是可以的。

  蔡昉:其实非常好理解,李克强总理去年在工会代表大会上讲经济形势,他说中国经济的GDP增幅达到7.2%就可以保证就业。为什么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朱总理要保八,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温总理要保八,而这个时候李总理可以不保八?

  问题的核心是,在十二五之前,我们的GDP潜在增长率(也即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供给以及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决定了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就是大约10%。

  而2010年开始中国的适龄劳动力达到顶峰,从2011年之后开始负增长,这意味着没有那么多人要求就业了,因此劳动力供给降下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减少了,转移速度也慢了。2004年之后民工荒、招工难现象就开始出现。而当劳动力要素开始短缺的时候,就不能无限地投资本。因为,不匹配的要素投入,会导致报酬递减。同时,没有那么大规模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非农产业,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也没有加快,因此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也会减缓,以上原因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近年来GDP增幅都在稳中趋缓地下降,其实都是符合潜在增长率的。如果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了,实际的增长速度还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这就说明全社会实现了充分就业,也就不会产生周期性的失业现象。

  GDP和就业率两者关系并非线性那么简单。中国自然失业率大体跟登记失业率一致,差不多4%到4.1%,如果实际失业率没有高于这个就说明没有周期性失业。

  《21世纪》:但是中国的实际失业率也就是统计局的调查失业率一直没有对外公布,它和登记失业率的数据有多大误差?

  蔡昉:调查失业率没有公布,可能是目前调查数据还不完备,有些数据过于波动,难以解释。即使调查失业率是5%,如果自然失业率是4.1%,周期性失业率也不超过1个百分点,也不算严重。

  实际调查失业率5%这个数据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分析统计抽样的时候,发现样本中城镇居民偏多,农民工覆盖得不够,被调查到的农民工是“户”,大概从事做裁缝、炸油条这些职业,失业率很低。这对农民工阶层没有代表性。事实上,农民工已经占到城市全部就业人中的35%以上。如果按照这个比率来计算平均失业率,实际的调查失业率是会低于5%的。

  《21世纪》:虽然从数据来看,中国的就业问题并不严重,但存在一个结构性问题,通俗地讲,是农民工难招,大学生难找工作,你如何看?

  蔡昉:大学生找工作难是比较含混的说法,既可以说找工作难,也可以说是不满意自己找的工作,我觉得不满意的成分可能更高一些。这是比较典型的结构失业现象,和经济增长速度关系不大。假如说,中央政府认为增长速度接受不了,我们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刺激一下,通常出台的都是一些项目,大部分是基础设施,用的还是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无关,所以应对周期的刺激政策不能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21世纪》:那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蔡昉: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我国高校扩招是从1999年开始,已经累计很多年。我们过去产业结构调整也是比较快的,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是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最起码是在2004年之后,进一步是在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也就是在2010年之后,未来,产业结构调整会更快。这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是:非技能密集型的劳动转向技能密集型劳动,转向更加依靠人力资本、创意的行业。从行业来讲,就是从低端制造业向制造业两端的市场营销、售后服务、设计研发方面转变。这些都是符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

  《21世纪》:有些观点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太落后,大学普通教育出现过剩现象?

  蔡昉:不能这么看,我觉得还是要发展教育。劳动密集型的二、三产业的岗位,大体对受教育年限要求是9年多一点,农民工大约都能满足,不需要大学生。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0年多一点至13年。但过去20年,从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教育虽然发展很快,但成年人受教育年限才提高了2.7年,而产业结构升级要求3-4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所以差距还是很大,还是必须发展教育。

  现在有一种说法,高校学生不容易就业,我们不应该再发展这种教育,应该用职业教育来替代。现在职业教育确实有缺口,需要补上,但不能用职业教育替代普通高校。职业教育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技能。一位美国教授就说,美国今天的这些岗位在20、30年前是不存在的。所以那时候的职业教育是不能学到今天岗位需要的技能的。普通大学教育能培养学生学习的能力、适应的能力。所以我个人认为高等教育还应该保持它的增长。

  过快延迟退休“不负责任”

  《21世纪》: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政府也在调整生育政策,你如何看这一走势?

  蔡昉:未来十年,不光是新增劳动力,总人口可能都会减少。目前出台和调整的生育政策,可能改变不了未来我们的人口趋势。即使进一步放松有所改变,也还要再过20年,新生人口才能成为劳动力,才能在中国人口结构上增加一点平衡的因素。

  《21世纪》:今年总理政府报告里提到的就业方面任务,你觉得能否完成?

  蔡昉:我觉得就业指标不应该光看数目。因为我们劳动年龄人口大规模减少,而且这么多年的劳动人口转移、再就业,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你到哪找1000多万人,其实很难。

  未来的考核应该看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是否一致,有没有周期性失业问题,如果不存在周期性失业,那就是完成了就业目标,同时,政府还应该改善劳动力市场、加强培训,努力减低结构性失业,也很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经济增长守住了下限,就业不会出问题。

  《21世纪》:有观点认为目前GDP增幅放缓但就业不存在问题,是因为服务业比重提高,吸纳了更多的就业,你如何看?

  蔡昉:从三大产业来看,农业的产值份额、就业比重下降是必然的现象。然后二产增长更多一些,吸纳就业快一些。到了一定阶段呢,三产能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但慢慢地,三产也会转向对人力资本要求高,而不对人的数量要求高的产业。

  所以呢,我们过分地去说为了就业去转向第三产业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没有就业问题。我们的就业问题是结构性,现在没有总量问题。

  产业结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生产要素(其中当然包括劳动力)变了,才要求你去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转变。而不是反过来,什么吸纳就业我就去发展什么。那我们过去吸纳就业最多的恰恰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恰恰这些产业是没有发展前途。应该是资源禀赋变了,要素结构变了,所以产业结构也要调整。

  《21世纪》:你如何看通过延迟退休减缓劳动力下降?

  蔡昉:你可以找一百个雇主来问。你不是说招工难吗?我这有一批60岁的该退休的工人,你再让他干三年。你觉得他们要不要?他们一个都不会要,因为他们缺的劳动力是受教育程度在9年以上的。而临近退休的这批人,受教育是6年,甚至还不到。他们不满足企业家的要求,他们技能更新有更大的困难,无法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

  过快延迟退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建议。当然它背后也有自己的逻辑。比如在国外我有问过,你是真缺劳动力,还是不想给养老金。他说是不想给养老金。

  当然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趋势,发达国家都这么做。但前提是发达国家20岁的教育年限与60岁人的受教育年限是一样的,所以不用体力的活,60岁的人也能干。对中国可不一样,差别很大。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呢,是提高人的受教育程度、加强职业培训,为渐进延缓退休创造条件。

  再说呢,如果你真缺劳动力的话,法定的退休年龄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实际退休年龄。这个人到了60岁,你给了他不多的退休金。如果有人需要他的技能,他照样能找到工作。如果他找不到工作,你不让他退休,他也有可能失业。

  有很多研究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管用的是实际退休年龄,而不是法定退休年龄。法定退休年龄不是对劳动供给而言,而是对退休金领取而言。

【作者:】 (责任编辑:王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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